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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05-25 13:26:23 作者:东西问丨乔娜: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浏览量:10928

  中新社雅加达5月24日电 题: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专访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关系特别顾问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

  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

  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1955年4月召开的这场历史性会议,不仅促成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也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对这次会议起到了何等作用?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日前,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关系特别顾问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Jona Widhagdo Putri)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何说是印尼和万隆人民的骄傲?

  乔娜:1955年4月,印尼万隆成为全球焦点。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于此,召开了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的象征。

  当时,作为新兴独立国家,印尼迫切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万隆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印尼从被殖民对象转变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会议举办地万隆的民众以开放态度迎接各国代表,通过舞蹈、音乐和传统服饰,生动展现了印尼的多元文化。会议通过的“万隆十原则”,首次系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意义深远。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拍摄的形似地球仪的亚非团结纪念碑。碑座上刻着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万隆会议上的名言。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对万隆会议起到了何等作用?

  乔娜:万隆会议初期,各国因意识形态、领土争端等问题分歧明显。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成为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关键。

  这是打破僵局的政治智慧。周恩来在即兴演讲中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即搁置分歧、聚焦反殖与发展两大共同目标。这一立场迅速缓和了紧张气氛,使会议重回正轨。

  “求同存异”不是一时策略,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至今的长期原则。它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同时倡导在共同挑战,如经济不平等、技术鸿沟中寻找合作空间。例如,中国与印尼虽社会制度不同,但基于“求同存异”精神,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

  中国代表团还推动了“万隆十原则”的成型。周恩来在会议中多次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核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被纳入“万隆十原则”。这一贡献使中国从参会者变为规则制定者,也为后来中印尼签署多项合作协议铺平了道路。

当地时间2025年3月18日,在万隆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内,工作人员展示中国代表团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座席区域。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 摄

  中新社记者: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乔娜:当前,世界面临“新冷战”阴影、气候变化、人工智能革命等挑战,万隆精神非但未过时,反而显现出更强的现实意义。

  这是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良方。当前,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万隆精神倡导的“平等协商”“非对抗性合作”,为改革全球治理提供了路径。例如,2023年扩员的“金砖+”机制,体现了万隆式的包容性多边主义。

  数字鸿沟正在加剧全球南北发展的不平衡,而万隆精神倡导独立自主、平等合作。日前在万隆举办的“万隆精神与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门设立“AI与全球南方数字未来”分论坛,回应了数字时代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对技术自主与包容性发展的共同关切,也是万隆精神的延续。

  万隆精神对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团结也有重要意义。例如,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不平等,万隆精神号召的“南南互助”在携手抗疫过程中发挥作用。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万隆会议对当下有哪些启发和意义?

  乔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占比超40%,但国际规则制定权仍由西方主导。万隆会议给予当下三大启示:

  一是重构叙事:从“追随者”到“规则塑造者”。万隆会议证明,发展中国家可自主定义议程。如今,印尼推动的G20巴厘岛峰会相关数字经济成果文件、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均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重塑国际秩序方面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关键在于,各国需像1955年一样,敢于提出替代性方案。

  二是务实合作:超越口号,聚焦具体领域。万隆精神不止于理念,更需落实为项目。例如,中印尼合作的雅万高铁项目,将“南南合作”转化为就业与技术升级。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7日,一群印尼学生在印尼雅加达的雅万高铁动车组科普文化交流基地参观。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 摄

  三是培育新一代“万隆人”。人才是南南合作的根基。作为学者,我参与的东盟—中国研究中心项目,正通过青年学者交流、联合研究,为下一代储备知识与互信。

  70年前,万隆会议点燃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希望之火;70年后,这团火仍照亮着全球治理的暗礁。万隆精神在时代演进中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但其核心始终未变:尊重多样性,追求共同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 受访者供图

  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Jona Widhagdo Putri),现任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关系特别顾问、印尼大学东盟—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长期致力于中印尼政治经济合作与人才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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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理确定罚款数额。设定罚款要符合行政处罚法和相关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一般要明确罚款数额,科学采用数额罚、倍数(比例)罚等方法。规定处以一定幅度的罚款时,除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等情形外,罚款的最低数额与最高数额之间一般不超过10倍。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地域、领域等因素,适时调整本地区、本部门规定的适用听证程序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同一行政法规、规章对不同违法行为设定罚款的要相互协调,不同行政法规、规章对同一个违法行为设定罚款的要相互衔接,避免畸高畸低。拟规定较高起罚数额的,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等各方面意见,参考不同领域的相似违法行为或者同一领域的不同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起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时,需要制定涉及罚款的配套规定的,有关部门要统筹考虑、同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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